唐家璇对日提出“三要三不要”有何深意？

8月29日，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前国务委员唐家璇和日本驻华大使丹羽一郎共同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家璇发表题为《维护大局，管控危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长篇演讲，斥责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接连出现消极动向，引起中国民众强烈愤慨，给两国关系带来严重干扰。他特别提出中日两国要做到“三要三不要”，即“要承认争议而不要否认争议，要搁置争议而不要激化矛盾，要多做有利于稳定的事，而不要采取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 唐家璇提出“三要三不要”触及了中日问题的核心，也戳到了日本的要害处。 **首先，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在历史和法理上都是无可辩驳的。**但美国私下授予日方管理，日方则自持“实际控制”钓鱼岛，一直坚持“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议”，不肯谈相关问题。其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钓鱼岛窃为己有，达到永久占有。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以，唐家璇针对性地对日方强调，“要承认争议而不要否认争议”。就是要日方正视历史和法理，不要回避“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一无法否定的事实，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为此，唐家璇指出：“日本有识之士，包括前政府高官和学者，都呼吁日本政府要正视现实，重视理性声音，重新回到谈判对话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如果日本政府执意采取回避态度，将自己观点单方面强加于中方，会把自己逼近‘死胡同’，导致事态恶化升级，甚至不可收拾。中方不希望出现这样的局面。”

**其次，钓鱼岛问题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搁置争议”是中日目前智慧的选择。**由于种种原因，世界不少国家之间存在着领土争端问题。主权的排他性，致使争端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妥协和让步。面对这种无解的局面，各国一般都尽可能的保持克制，维持现状，以待来日寻求解决之道。这就是为什么1978年中日签定中日友好条约，刻意不为钓鱼台主权划下结论的原因。当时，邓小平出访日本时，面对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神态自若地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方法。”这也是“搁置争议”的源头。中国平和、务实的态度，促成了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日关系的稳定和发展。 然而，进入本世纪以后，日方背离“搁置争议”原则，以至于关于钓鱼岛主权的争端瞬间风波迭起，并于今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中日矛盾激化，破坏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大局。为此，唐家璇要求日方“要搁置争议而不要激化矛盾”。唐家璇指出：“领土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高度敏感，牵动民族感情的。看世界外交史，凡涉及领土问题，对抗冲突都没有出路，只有本着冷静、克制、理性的态度，对话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再次，“主权争端的无解”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单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徒劳而危险的。**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日钓鱼岛争端。近几个月来，日极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抛出“购买”钓鱼岛的怪论，随后竟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由此引发的冲突不断发酵。这种单方面“一厢情愿”的行动，导致钓鱼岛事态的扩大化和复杂化，给中日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干扰。对此，唐家璇严正指出：“日方单方面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非法无效，而且是徒劳的，改变不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事实，动摇不了中国人民维护主权的意志。”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日本国内有些势力不愿看到中日关系顺利发展，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挑起民意对立，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如果这些人的图谋得逞，钓鱼岛问题将严重失控，后患无穷，永无宁日”。为了防止突发事件升级失控，影响两国关系大局，唐家璇要求日方“要多做有利于稳定的事，而不要采取使事态复杂化和扩大化的单方面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