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引古诗警示奢侈亡国
春节前习近平曾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万言讲话，见诸报章的如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等已引发舆论共鸣。据悉，习总此次讲话的“辣味”和分量远不止于此。
习总还针对官场弊病，借诗言志，表露出极具紧迫感的忧患意识。习总特别引用三首古诗，从南北朝时陈朝末代皇帝陈叔宝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到晚唐诗人李商隐《咏史》中的“成由勤俭破由奢”，再到杜甫名句“朱门酒肉臭”，借古警今，语重心长。
**陈叔宝的“亡国之音”《玉树后庭花》，是一首描述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诗作。**唐代杜牧的《泊秦淮》写出“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绝句。这其中的《后庭花》与“亡国恨”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后庭花》又叫《玉树后庭花》，以花为曲名，本来是乐府民歌中一种情歌的曲子。南北朝陈朝最后那个皇帝陈后主陈叔宝填上了新词为：“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陈叔宝穷奢极欲，沉湎声色，是一个典型的昏君。当时，北方强大的隋时时准备渡长江南下，陈这个江南小王朝已经面临着灭顶之灾，可是这个陈后主，却整天与宠妾张贵妃、孔贵人饮酒嬉戏，作诗唱和，虽作诗水平不咋样，这首《玉树后庭花》也无啥意境，只是借“花”对妃子肉麻赞美，若不是与亡国有关是绝对不会流传下来的。
陈叔宝的《玉树后庭花》虽然品位低下，但却得到一群奸臣的肉麻吹捧，他自己也自鸣得意起来。隋朝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了，亡国之君陈叔宝仍然和宠妾、墨客们唱着《玉树后庭花》，直到敌军冲入宫殿，他才和两个妃子躲进一口井里。隋兵“窥而呼之，后主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人三人同乘而上。”陈后主亡国之际的丑态成为千古笑料，他的《玉树后庭花》也成了亡国的代名词。
后来，李商隐作诗《隋宫》“紫泉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就是写的隋炀帝杨广骄奢荒淫的生活。陈后主降隋后，竟成了杨广的好友。这个杨广时时惦记着陈后主的那两个妃子，连做梦都梦见和张贵妃张丽华跳舞。昏君杨广不但没有接受陈亡国的教训，反而与昏君为友，意在人家的老婆，最后隋也真的亡在了杨广的手里，这真是昏上之昏。李商隐将两个昏君放在一起，让他们死后在地下一起唱《玉树后庭花》，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后人对《玉树后庭花》的引用评论，目的是让人警惕，不要沉溺于靡靡之音。
**“成由勤俭破由奢”出自李商隐的《咏史》，导出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经验教训。**据《韩非子••十过》记载，秦穆公有一次问由余：“你说，古代君主使国家兴盛和覆亡的原因是什么？”由余回答说：“由于勤俭而试国家兴盛，由于奢侈而是国家覆亡。”后来，唐代诗人李商隐取其意，写成《咏史》诗一首：“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珍珠始是车。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其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是李商隐总结历史经验写出的一句很有名的诗句，指出古代君主治理国家的教训，成功主要由于勤俭，奢侈则招致破败。也叫“成由勤俭破由奢”。
李商隐一针见血的评析得到了许多有着精深史识的哲人的认同。欧阳修在《五代史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讲五代政治强人李存勖初承父业时励精图治、雄姿英发，消灭了一个个强敌。得志之后，便把创业艰难全都抛在了脑后，一意享福，结果一个威名赫赫的当世英雄居然让后宫中几个搞笑的伶官轻轻松松收拾了。李氏走的不就是“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老路吗？
著名的宋代改革家王安石也说：君子制俗以俭，其弊为奢。奢而不制，弊将若之何？他还特别强调，京师是风俗之枢机，四方依仿。这里士民富庶，财物毕会，难以俭率。追逐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的市风甚嚣尘上，富者竞以自胜，贫者耻其不若，风气败坏。若问弊将若休？大约必是人亡政息吧。
反观今日，“殚极财力僭渎以追时好”早已经司空见惯，几千一条的“腐败烟”、“腐败酒”，上万元一盒的月瓶，十万元一桌的酒席，一掷千金，气派惊人，穷奢极欲。如今当官的要么不贪污，要是贪污数额必定巨大，世风如此败坏！ **“朱门酒肉臭”名句出自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揭示出贫富差距令人震撼的社会现实。**杜甫用诗深刻描述了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反映了人民的苦难，揭露了执政集团的荒淫腐败，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以强烈的对比形象地反差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歌舞升平，脑满肠肥；一方面却是求助无门，冻死路边。句诗的语境源于杜甫行走于“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战乱沿途所见，其下句接着“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反映出作者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心境。 《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首诗是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代表作之一，诗人忧国忧民、忠君、念家、怀才不遇等思想情感，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博大浩瀚、沉郁顿挫的宏篇巨作。杜甫在755年（天宝十四年）的十月、十一月之间自京赴奉先县，其间的十月，唐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华清宫避寒，十一月，安禄山即举兵造反酿成“安史之乱”。杜甫途经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大玩特玩，殊不知安禄山叛军已闹得不可开交，但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然而诗人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其敏锐的观察力不能不为人所叹服。 诗人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当时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