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朱鎔基的風範

十八大後升任中共“二把手”至今還不到百天，李克強已經在多個場合不斷釋放中央堅定改革的信號，向外界展現其完全的“改革派”形象。從“新四化”到“改革是最大紅利”，從改變會風會氣到明示政府職能轉變的標尺，從“打破固有利益格局”到“不要自拉自唱的增長”，這一系列舉動背後的雷厲風行讓人不禁把他和朱鎔基聯繫到一起。

此前，有接近李克強的人士向媒體稱，要注意李克強的很多經濟改革風格將會頗具當年朱鎔基的風範，懂經濟，有魄力，有思想。但眾多政治觀察人士稱，李克強不會具有朱鎔基所展示出的個人魅力，這是性格決定。而且李克強所面對的社會形勢和歷史任務已經大不同於朱鎔基的時代。時下正值中國社會迫近一個新的歷史轉折點的關鍵時刻，他要挑起中國總理這付重擔，沒有前任可以模仿，他必須用自己的底氣和勇氣開創一個屬於自己印記的新局面。

新總理不能只是“懂經濟”

朱鎔基主導中國經濟政策期間，恰逢中國經濟改革的關鍵時期。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被“速度論”所綁架，理論界充斥著“中國經濟像一輛自行車，只能速度快才能不倒”、“無所謂過熱，能夠達到的速度就不算熱”、“物價漲多少，工資就漲多少”等言論甚囂塵上。當時中國經濟高燒不退、通脹加劇、就連金融系統也出現了許多不良反應。世界銀行都忍不住向中國政府發出警告：“這些現象如不及時制止，當經濟增長率放慢時，可能演變為一場金融風暴。”

在當時的情形下，中國急需一位果敢勇毅、特立獨行的大管家，為改革大業保駕護航。鄧小平認為“懂經濟”的朱鎔基無疑就是這樣一位人物。無疑，朱鎔基執掌下的中國成功避免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並在遍地低效國有企業難以為繼的困境下，大刀闊斧的“革命”改變了國企舊面貌。可以說，朱鎔基所處的時代，中國經濟主要面對的還是發展速度的問題。可到了今天，李克強即將執掌的中國所面對的問題比那時候更多元化，也更復雜。

過去3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創造了一個經濟奇蹟，GDP規模躍居世界第二。然而，以低成本、強勢政府主導為核心特徵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積累了巨大的社會風險：地方政府“公司化”，陷入GDP崇拜綜合症不能自拔，法治不斷給經濟發展讓路，導致日趨嚴重的汙染危機、食品安全危機。在市場經濟規模不斷壯大的同時，由於政府保留了大量審批權，加之權力制衡的缺位和透明度的缺乏，“半管制半市場”的狀態成了權力尋租的樂園。官場的房叔、房姐、房祖宗，表叔、表大爺此起彼伏，以案例的方式生動驗證了中國“多姿多彩”腐敗的嚴重問題。中共反腐、反官僚的態度亦然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

趨於失控的腐敗、日趨拉大的貧富差距、舊的經濟增長驅動力衰減、政府公信力危機，構成了新時代危險的組合。而烏坎、啟東、寧波、大連、什坊等地的群體性事件，則凸顯了社會穩定的隱憂。經濟學家吳敬璉早已經告誡說：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這並非危言聳聽。事實上，鄧小平早在1993年在與弟弟鄧墾的談話中就憂慮地指出：“少部分人獲得那麼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可見，中國又走到了一個改革的關鍵時刻。這些破亂現象的產生歸根結底還是源於經濟問題。中國需要一位真正“懂經濟”的總理。之前的中國總理專業背景皆是理工科出身，李鵬學的是水利，溫家寶學的是地質，他們基本都是經濟的“門外漢”，即便被外界譽以“經濟沙皇”的朱鎔基和“拆彈專家”的王岐山也都是半路出家的，不無諷刺的是，當經濟學博士李克強主掌政府時，中國需要的不再單單是懂經濟的大管家，更需要一位處理難點問題的複合型總理。

有底氣更要有勇氣

李克強成為經濟學博士之前，他首先所學的專業的是法律。李克強在大學時期研習了英國一些著名法官的理念，並與支持民主的人士交往。有些人因此認為，由李克強擔任總理，將預示全球最後一個共產大國將出現重大變革，開始走向一個法治社會。而且，與幾位前輩相比，李克強是內地極少數能講流利英語的領導人之一。之前他訪問香港期間一反常規，在港大用英語發表演講，令觀察人士大為意外。

李克強早年在農村的插隊生活讓他對中國農村有著最為直觀和感性的認識，“三農問題”正是中國諸多經濟問題的關鍵所在。李克強後來通過《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這篇論文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那時候，李克強或許已經萌生了把數十億農民城鎮化的構想。從1998年到2007年的十年間，李克強曾主持了農業大省河南和老工業基地遼寧的大局，這兩個地方几乎可以找到當下中國面臨的所有難題。前者的艱鉅命題是中國農業現代化和城市化；後者是中國工業升級和社會問題改革，其中包括保障房、醫改和再就業等當下中國棘手的社會難題。由於在這兩個大省從政時間過於短暫，李克強雖然取得了相當的政績，但尚未完全檢驗出他的執政成色。當然，這樣的履歷令他無論在地方還是中央處理複雜問題時更有實踐經驗。

正是源於其優異的經濟學背景和地方的磨練，李克強在相當程度上具備了前輩們所不曾具有的深厚功力和足夠底氣。這點從他的脫稿發言可見一斑。他在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做了一個令參會者普遍感到“吃驚”的總結髮言。有與會的消息人士透露，他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從國際經濟困局講到國內經濟的轉型升級，環環相扣，邏輯嚴密。最令人稱奇的是，他的面前沒有一頁講稿。而且，他還要求參會的地方大員們不準念稿，講實際問題。可以說，此舉開創了中國領導人脫稿發言的先河。

僅有處理複雜事務的底氣還遠遠不夠，李克強更需要大刀闊斧改革的勇氣。因為接下來包括反腐、收入分配改革的落實、醫療制度改革的深化、房地產的重新調整以及打破國有企業對經濟的控制這一系列舉動都將觸動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1998年朱鎔基在國務院全體會議強調，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惡人”，不要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庸人的社會，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汙就行了”，這樣想是不行的。朱鎔基聲言要“準備100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正是顯示了這種勇氣。而我們現在看到的李克強更像一名學者型官員，他沒有鋒芒畢露的性格，雖然他正在營造“改革家”的形象。

堅定推進改革

從目前他的種種言行判斷，李克強本人應該是一名堅定的改革派，並有機會成為一名深化“改革開放”的重要旗手。 十八大至今，李克強已經在重要場合表達了“改革”決心。觀察人士認為，他開始體現出面對新環境新課題開創新局面的想法。十八大剛剛閉幕6天，李克強就在國務院主持座談會，大談“改革”。他說：“改革只能往前走，沒有退路。”他還告誡人們：“拒絕改革的人可能不會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而他提出的“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直到今天，仍是最令中國人感到鼓舞的“熱點金句”之一。

此後，李克強又幾次完善、拓展自己的“改革紅利論”。去年12月，他將“改革”與“城鎮化”聯繫起來：“‘城鎮化’這個最大的潛力，只要通過‘改革’這個最大的紅利才能得以實現。”今年初的一次座談會上，他再次解讀說：“我們說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現在，要讓這個‘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在中共最高級別經濟會議上，“改革”已經首次超越“增長”成為新一屆領導層部署未來經濟工作時的首要側重點。分析人士認為，當他正式接掌中國的國務院後，他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革新”將在一年左右時間內清晰展現出來。

李克強還大膽的提出，改革突破口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面臨無比複雜的局面，能否臨亂不亂、快刀斬亂麻，至關重要。李克強坦言，“改革走到今天，問題千頭萬緒，眉毛鬍子一把抓，有可能事倍功半。需要抓住牽一髮動全身的改革突破口，這種突破口就是十八大報告所講：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要建設完善的市場經濟，政府必須徹底轉型，從到處“亂摸”的手，轉變為以維護法治、公平競爭、提供公共產品為核心的“無形的手”，充分釋放市場的活力和創造性。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是中國經濟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此，有評論人士認為李克強的論述可以說抓住了“牛鼻子”，但他能否能用“政治的勇氣”真的去對這個牛鼻子動手術刀，目前尚難判斷。

李克強談改革，的確體現出他強烈的改革意識，而且在改革方向、改革方法上，他也具有非常深入到位的認識。這在以往的領導人講話中是罕見的，尤其在過去十年。在改革方法上，李克強的主張現階段看來還比較務實準確。李克強說：“改革要既有頂層設計，又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觀察人士認為，這裡的重點，應該是“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李克強說：“中國這麼大，改革不搞先行先試吃不透，這也是我們30年改革的一個成功經驗。先行先試當然要探索，探索過程中，要掃雷，要排除荊棘，也可能被荊棘掛住，要有及時調整和糾錯的機制。”

除了鮮明的“改革”標籤，李還被普遍看做是“市場派”。去年12月19日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座談會上，李克強要求參會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負責人認真研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他說：“一些領域的盈利虧損，可以讓民營企業來投資、承擔。 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觀，把握經濟總量。”半個月後的長江流域改革與發展座談會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難替代市場，我們倒不如專心考慮如何創造好的發展環境，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李克強的經歷和近來的部署讓人們對他執掌下的中國充滿期待。不過，管理大師德魯克說過，“管理的本質，不在於知，而在於行。”對企業而言如此，對國家而言亦是如此。李克強一直以來都在積極的塑造自己“改革派”形象。然而，改革畢竟意味著要冒大的風險，要損害一大批人的利益。他能否拿出朱鎔基當年“赴死”的大無畏勇氣來觸動盤根錯節的固有利格局，來實現中國經濟的大轉型和社會的大變革。這顯然不是簡簡單單的主持幾場工作會議就能實現的。現任總理溫家寶雖一直強調有必要進行政治改革，卻因為龐大的利益集團阻撓而舉步維艱。

李克強的成長經歷，從政經歷以及基礎知識和文化背景，使其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思考有其獨特的見解。其實在很早之前，李克強已經開始關心公共衛生、氣候變化、清潔能源等前任們不曾留意的問題。與朱鎔基總理的時代相隔十多年，不管從兩人的性格特徵還是時代背景看，李克強都不可能簡單重複朱鎔基的過去，他只能順應新的時代開創屬於自己印記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