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導師如何解讀“公知集體挺黃”？

2014年2月9日上午，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耗時數十分鐘，播出了該臺記者在東莞隱蔽拍攝的娛樂場所色情服務的畫面，並對此作了周詳的報道和解說。

一時間，東莞掃黃事件在大陸輿論中被炒得沸沸揚揚，輿論出現截然相反兩方面態度，支持者稱堅決支持政府和媒體對東莞色情業的打擊，這是淨化社會環境的有力舉措，也是反腐反貪的有效措施。反對者稱，反對央視在畫面中不給女子打馬賽克，這種週期性的、運動性的、高調的掃黃行動方式非常錯誤，並且中共內部諸多官員也存在生活腐化的問題。這次行動不得人心，有一些網絡“大V”發起“東莞挺住”的聲援活動。

近日，曾擔任過習近平博士生導師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①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刊文，認為“東莞事件也許是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個重要標誌：整個社會變革開始分化為改革與轉型兩個進程。而東莞事件表明的是，改革進程正在遭遇轉型邏輯”。他認為，公知集體挺東莞的說法，“所要表達的與其說是對弱者的同情，不如說是對公權力的反感”。

孫立平認為，這裡所說的遭遇“首先是兩個隱喻性象徵的遭遇。這兩個象徵，一個是央視，代表著權力或體制。一個是失足少女，隱喻著底層或社會。前者，佔據著體制位置賦予的道德制高點；而後者，在主流的道德觀念中，則一直是道德墮落的象徵”。他進一步強調“當央視高調曝光東莞掃黃的時候，兩個隱喻性的象徵相遇了。結果似乎是完全出乎意料甚至匪夷所思的。這種相遇導致了有人戲稱的‘南娼起義’。一時之間，網絡上滿屏的‘東莞挺住’、‘東莞不哭’、‘天佑東莞’、‘出賣靈魂的遠沒有出賣肉體的乾淨’。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幾乎整體上佔到了東莞一邊”。

對於這一次公知與央視對抗的情況，孫立平認同其他一些觀察家的觀點，認為“當然，這一切的發生，是有深刻的社會背景的。正如有評論者指出的，基本的社會背景是業已形成的社會中的對抗與分裂：央視義正辭嚴的掃黃鏡頭被當成體制的象徵，蹲地抱頭掩面的失足少女被想象成了被壓迫被欺凌的底層。這種對抗的隱喻，決定了央視掃黃輿情的基本面。加上輿論對央視符號的習慣性不滿，還有官場性亂象的傳聞引發的民怨，藉此一併爆發”。

此外，孫立平還對“公知集體挺黃”的情況說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表示，“公知，如果這個概念是特指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話，可以說公知在這次事件中集體站到了東莞一邊，確切地說是佔到了掃黃的對象一邊。事實上也不僅僅是公知，網絡中大部分輿論，也是這樣的基本立場。然而，這就在很大程度上將自己置於表達陷阱當中，對央視所象徵的公權力的不滿，必須用一種反道德的方式來言說。這當然很容易授人以柄了，於是有人說，公知挺黃是一招臭棋。但其實這都是表面的現象，其間是以隱喻方式進行抗爭的難以言傳的苦衷。在我看來，人們所要表達的與其說是對弱者的同情，不如說是對公權力的反感；與其說是掉進道德的陷阱，不如說是被擠到糞坑裡後所進行‘草泥馬’式的反抗”。

隨後，孫立平對這種反抗進行了更深層次的解讀，他認為，“這種反抗的緣由，是對近來改革過程的失望甚至絕望。應當說，從去年5月反憲政的逆流，到網絡大V的不斷被整肅和封殺，迎來了中國思想界的冰河期。從更長一點的時間脈絡說，思想界對改革經歷了一個從期待到幻滅的過程。這個過程，促成了部分知識分子的一種選擇，放棄對改革的期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採取一種不合作的態度。但這種放棄和不合作並不完全是一種消極的回應。實際上所開啟的是另外一個過程，即基於社會力量的轉型過程。或者說，是在放棄對改革的積極介入的同時，以社會的力量，推動社會的變革”。

孫立平稱，“對於這一次的東莞事件，由於事情就是這麼樣的一種事情，表達的空間實際上是很狹小的。由於正經的主張往往是與揶揄、嘲諷、謾罵等攪和在一起，似乎整個事情呈現的是一種汙穢的畫面。但如果拂去語言的泡沫，其矛頭所指是非常明確的。即保護民眾的基本權利，在這裡就是性交易不被“入罪”的訴求，譴責和抑制公權力對私生活的介入。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什麼呢？不僅僅是以前人們常說的相對獨立的社會力量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由這種力量推動的不同於官方發起的改革過程的社會轉型過程”。

他總結稱，“我更願意把這次舉動，看作是新的領導層改造社會的組成部分，或者說是推進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

①孫立平，遼寧省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公共知識分子，現為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及博士生導師。1982年，孫立平開始到北京大學執教，2000年至今，孫立平轉入清華大學執教，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清華大學學習時，孫立平擔任其博士生導師。孫曾因批判當代中國社會的社會潰敗和權力潰敗在中國網絡上名噪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