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救市國家隊”是否靠譜？

“救市國家隊”高調入市，低調“救市”。本來7月9日開啟的一輪反彈，重新燃起人們對股市的些許希望，但7月24日、特別是7月27日暴跌開始的新一輪持續下調，逼近7月9日的低點，再次催毀了市場做多的熱情，人們的心態已經歸於熊市。

在這次下跌過程中，人們看不到國家隊的身影，反而深切感受到“救市國家隊”的麻木不仁和主力機構的拋售做空力量。前者曾誓言“維穩”，後者曾誓言“做多”。由此，人們已經不信任“救市國家隊”的“維穩”決心，更不相信主力機構的“做多”說辭，空頭思維已經佔據整個市場。

對於國人來說，“救市國家隊”一直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其行動也異常詭異。但最近外媒揭開了其這層神秘面紗。

從“救市國家隊”的歷史和現狀看，所謂“救市國家隊”很不靠譜，其維穩股市的任務與決心也很不靠譜。

首先，“救市國家隊”之主力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證金公司）是因應支持“融資融券”而誕生的。2010年中國啟動融資融券，次年建立證金公司，其目標與任務是為提供融資融券服務的證券公司提供流動性。據悉，該機構的資金來自商業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的貸款，也來自債券銷售的收益。它被指定購買股票和共同基金，同時也被用於確保該機構為融資提供流動性的日常作用的發揮。

殊不知，本輪“槓桿牛”跟該公司擴展兩融業務密切相關，換個角度說，其也是本輪暴跌中“去槓桿”的重要推手。現在又讓其擔當“維穩”股市的重任，豈不滑稽！

至少目前，證金公司有著雙重任務：一方面要承擔“維穩”股市重任，另一方面還要繼續“去槓桿”。這是自相矛盾的，兩個任務在力量上是對沖的。如此，股市只會不斷震盪走低，日益摧毀市場信心。這也許正是“救市國家隊”的糾結、乃至於股市的糾結。同時擔當兩個相互牴觸的任務的證金公司徹底“去槓桿”難，“救市”也不靠譜!

其次，證金公司帶頭人聶慶平及其智庫團隊是兩融業務的始作俑者。據媒體披露的有關資料，聶慶平牽頭研究與設計兩融業務的相關規則，提倡允許賣空和保證金融資。由此推動A股從2010年開始融資融券。

聶慶平儘管有金融投資方面的實務，但卻是個學者，有兩個教授頭銜，經常在大學講課。今年3月，他新著《理論與融券實踐》，一方面警告過度融資帶來的隱藏風險和一些股票已經上漲太多；但更要緊的是另一方面，他仍然對證券金融的發展軌跡給出了牛市預期，稱五年內保證金融資和賣空將佔到A股總值的接近20%，比現在幾乎翻了一番。他還撰文提出“最近的漲勢顯示出結構性牛市的特點”觀點，同時淡化了以融資快速擴張將會產生的危險性後果。這與當時監管層和官媒高唱牛市的論點高度一致。

現在由一個靠兩融出彩的人去否定自己，去“去（融資）槓桿”也是很滑稽的，特別是他去期待扮演“救世主”角色，也顯得很不靠譜。

再次，證金公司的實力也讓外界疑慮重重。有一種說法，6月暴跌之後，中國政府投放逾4000億資金給證金公司。更樂觀的說法是，證金公司能夠調集的資金2.5-3萬億。

問題有兩個：一是證金公司最高時提供的兩融流動性達到2.3萬億，相當於其調動的“救市”資金。顯然，“救市”所投入的資金只能平衡去融資槓桿資金，但有時間差，短期內後者去的快、規模大，前者則要細水長流。所以，“去融資”短期內的對沖力量要大於“救市”資金，短期內股市就難以穩住。這也許就是目前“救市”收效不佳的重要原因。

二是證金公司的“救市”資金主要來自央行及商業銀行的信貸。這是有成本的。既然如此，就是要歸還的，是不能是白用的，因此必然要考慮效益。這樣市場就出現了一種特別境況:大盤反彈到有利可圖，就出現巨量拋賣——縱然證監會出面澄清國家隊沒有退市，也難解大眾心中疑惑；而當股市狂跌到低點時，底部掃貨的特徵也很明顯。這由不得人們不去想，證金公司不是在“救市”或者“維穩”，而是利用股市巨幅波動從中獲利。其目標還是為了賺取更多的錢。

除此外，證金公司自有的一部分資金（包括債券銷售收益），按照原有設計，還要繼續為融資提供流動性——它這個主要職能還沒有撤銷。

值得一說的是，一個主要職能是支持兩融業務的卻被賦予去融資槓桿和維穩“救市”的任務，其任務間的相悖顯而易見，其自身的矛盾使其不能很好地履行後一重任。

研究中國金融系統的《紅色資本主義》的合著者之一豪伊（Fraser Howie）指出，“在創辦中國證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的時候，股市救市幾乎可以肯定不是他們的任務。你可以選擇你的措辭，但總之，它的建立是為了做某件事，但很顯然現在它已經作出了調整，或者是被迫地去做另一份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