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最可怕之處

現在的美國精英患上了“恐共症”-恐懼中共，由此生出了“仇共症”。但是，觀察了這麼久，從彭斯2018年的反華演講，到蓬佩奧今年7月23日的反共演說以及他在各個場合的反共呼籲，還有蓬佩奧的身邊華裔顧問餘茂春的種種說辭，感到他們說來說去都是口號，沒有實際內容-如果說有，就是封禁與中共的聯繫，包括打擊一大片的禁止中美之間的教育文化交流。所以，與其說反共，不如說“恐共”。

從根本上說，這些美國政客及身邊的所謂智囊，根本不瞭解中共。

**中共最為可怕的是它的雄心。**中共的雄心，簡單一句話可以概括：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話雖然簡單，其中卻蘊含著非常豐富的內容和強大的精神力量。

中共並非崇尚馬列原教旨主義，而是根據中國自己的國情進行修正使之符合自己的目標。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就是馬列主義中國化。以我之見，中共的特色是把馬列主義當作外衣，包裝根植於中國土壤的中華民族的“大同”情結和復興雄心。

這也就是當年的斯大林為何對中共疑慮重重的原因。

中共總結了近代史上一切復興運動失敗的經驗教訓，實現了建立一個能夠實現民族復興的理想國。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後期至40年代，中共就提出“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進入北京前夕，中共明確提出建立“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中共誓言：“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

中共從中國近代“發展工業，建設國防，福利人民，求得國家的富強”的幻滅中開始政治覺醒，認識到必須團結世界上一切進步力量以及“平等待我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暴力統治。這正是中共獨立建國和實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根源。

這一切根植於近代中國遭受西方列強欺侮的經歷，是對西方強制打壓反彈。這一歷史現象延續至今，每當西方對華遏制、打壓時，中共的抵抗決心就更加堅定和強硬。

《毛澤東年譜》中記錄了毛澤東會見基辛格時的談話，毛澤東問基辛格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中國人總是那麼排外？你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毛澤東使用了中國意識形態中很少使用的“排外”這一用語。

基辛格的回答很有分寸。他回答說“也許是因為中國人近代以來與外國人打交道吃虧太多了。”

有人評價道，雙方都用常識來對話，通過這兩位充滿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雙方都意識到，對方已經超越了過去的意識形態。

我倒是從這一對話中看到了一個深層次問題：中國的排外情緒的歷史根源，即基辛格博士意識到的西方讓中國“吃虧”（屈辱）的歷史。

“落後就要捱打”！這是中共對近代中國血一般歷史經驗的總結，所以無比堅定地發誓要建成現代化強國，要站立、強大起來，立於世界之林。

所以從第一代領導人開始，就提出了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直到改革開放鄧小平提出三步走發展戰略：第一步目標，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目標，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目標，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過上比較富裕的生活。

這一目標被中共現任領導層明確為“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第一個一百年，是到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二個一百年，是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第一個一百年的目標實際上修正了“三步走戰略目標”的第二步，即將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目標延遲到2021年；但第二個一百年目標和第三步戰略完全重合。

在進入新世紀之前，美國也好，西方也罷，都沒有把中共的雄心放在在心裡，畢竟那時候的中國還很弱。但是，可怕的是，中共堅定地按照既定目標堅韌地前行，從來不懼怕威脅，從不受干擾，現在已經躍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和最大的世界工廠。

從這個時候開始，美國乃至於西方世界再不能小看中國了，它們被震撼了，開始認真審視和對待中國了。

就在這個時候爆發了金融危機，從美國開始蔓延至整個西方，而中國一枝獨秀，對比如此之強烈，驚醒了美國及至整個西方。奧巴馬政府開始收縮戰線，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直面中國。為了遏制中國崛起步伐，奧巴馬政府推出了亞洲再平衡戰略，並插手東海中日爭端和南海爭端，中美開始了戰略對撞。

美國的舉動並沒有阻止中共的雄心。中共繼續堅定不移地搞經濟建設，推進現代化進程。如果僅僅停留在國內經濟的發展和中低端製造業，對於美國來說也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於，中共開始向高科技進軍，並對外輸出資本。標誌性事件就是：2025中國製造計劃和一帶一路戰略。

以亞投行成立為標誌，美國認為中國要顛覆現行秩序，也證明奧巴馬遏制中國的政策收效甚微。奧巴馬被視為對華溫和、軟弱的象徵。事實是否完全如此？奧巴馬在他的新書中辯解：是因為當年的金融危機需要中國幫助，所以被迫沒有顯示強硬。

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右翼鷹派佔了上風，加上美國國內日益嚴重的經濟和民生問題及由此引發的草根階層的不滿，中低階層白人尤甚，於是特朗普被推上總統寶座。特朗普上臺伊始就採取了極為兇悍、極端的做法，一方面舉起反全球化和美國優先的旗幟，另一方面對華全面開戰，從貿易戰到科技戰，直至發展成以脫鉤為目標的全面遏制。現在則把矛頭集中到中共身上，近乎瘋狂的攻擊中共。

但是，特朗普本人及圍繞在身邊的一眾人物並不瞭解中共。中共將復興中華民族為己任，可以毫不誇張的說，視之為執政合法性的根基，所以仍然會堅定不移地推進現代化進程，除非你推翻中共。

中共有一個特點，它不怕強硬，遇強則更強，因為它是在血與火的戰鬥中成長起來的！過分強硬的政策和方式可能會適得其反。

美國再狠，也不可能磨滅中共的雄心，因為它根植於中國歷史，根植於中國社會。

美國需要修正特朗普的過分強硬的對華政策，停止攻擊中共的做法-這隻會激起仇恨與對抗，學會與中共和平共處，接受中國崛起並“平等”對待中國的現實。

中共兼具中國儒家和法家兩種因子，其中的儒家因子使之可以虛與委蛇與對手周旋，法家因子則使之可以不顧一切“以牙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