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劇《大秦賦》在頌揚什麼？在這個時代推崇“帝制”合乎時宜嗎？

1  推崇帝制的《大秦賦》

中國又一部大型歷史劇《大秦賦》正在熱播。

這部由李夢、張健編劇，一眾導演執導、一眾名演員張魯一、段奕宏、李乃文、朱珠、辛柏青、鄔君梅等人領銜主演的古裝歷史劇，講述了秦始皇嬴政在呂不韋、李斯、王翦、蒙恬等人的輔佐下“掃六合，天下一統”，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的故事。

就像當年《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漢武帝》、《大明王朝》熱播一樣，大家津津樂道於秦王（秦始皇）的霸業。

《大秦賦》和這些歷史劇一樣都是推崇王道與霸業，推崇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威。在這部歷史劇中，秦始皇自幼起就具有霸業志向，直至滅六國，一統天下。他是真正的英雄。

由此想起另外一部古裝武打劇《英雄》，這部由張藝謀執導的作品，傳達的主題跟《大秦賦》異曲同工，都是把成功統一中國的秦始皇樹立為英雄。

正像潘旭瀾先生在《什麼“英雄”》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英雄》告訴觀眾，誰越能打天下，越能兼併他國，誰就是超級英雄，就應該統治‘天下’百姓、佔有天下土地和財富，無論他的兼併過程是怎樣乾的，無論他兼併後幹了些什麼”。

也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所指出的：

“那些像張藝謀一樣盲目崇拜和歌頌嬴政的人，完全無視這樣一些悲慘的事實——秦始皇多次發動血腥的戰爭，屠殺了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民；也看不到秦政權暴虐無度的嚴重後果——失去人性底線的大規模殺戮，把無邊的絕望和懷疑，把無愛的冷漠和仇恨，深深地植入了中國人的內心，從而嚴重地荼毒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極大地降低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形成了中國人的奴性人格和勢利心態。”

秦始皇在歷史上一直是位頗具爭議的人物，他統一了中國，確立了中國的帝制並延續2000年。這一點為中國史學家所公認。

著名史學家翦伯贊認為：在我看來，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個傑出的人物。我說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的一個傑出的人物，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王朝的創立者，而是因為他不自覺地順應了中國歷史發展的傾向，充當了中國新興地主階級開闢道路的先鋒，在中國歷史上，消滅了封建領主制，開創了一箇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主義的新的歷史時代。

另一方面，在歷史的記述中，秦始皇也是一個暴君，秦帝國由此也成為歷史上最短命的王朝。

這裡並不是要去評價秦朝或秦始皇如何、如何，而是不贊成《大秦賦》及其它歷史劇去推崇霸業、帝制、皇權，就像歐陽修編撰《五代史》那樣，宣揚的是每見皇帝，“皆冠以聖”。這是一種價值取向。

這種價值取向已經不符合歷史潮流。當人類進入21世紀，民主政治已經成為世界主流政體的當下，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拾起過時的、舊的專職政治？

即使中國要完成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大業，也不必要通過推崇武力、霸道、皇權之路去實現。這是與歷史潮流背道而馳的。

2 讚美皇權的《大秦賦》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李建軍在評價《大秦帝國》時，詰問：怎可如此頌秦皇？

李建軍顯然不贊成如此的歷史敘事。他辛辣地批評道：在所有的拜物教中，最低級的，莫過於非理性的拜權教；在所有糟糕的影視作品和歷史小說裡，最粗俗的，莫過於讚美暴君的那種。

李建軍點到了問題的要害。《大秦賦》等一系列的歷史劇，無不是在讚美皇權，讚美專制帝國，的的確確陷入了“拜權教”。

中外歷史上無數事實表明，皇權專制一旦成為崇拜的對象，制度性、系統性的災難將接踵而至。

法國及歐洲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波旁王朝復辟和反覆闢的第二次資產階級革命，歐洲陷入長達10年之久的戰爭浩劫。

袁世凱想當皇帝導致中國陷入新的紛爭，然後就是一場反袁戰爭，結果他自己短命而亡。蔣介石搞獨裁，壓制民主，導致內戰，生靈塗炭，結果人民揭竿而起，他自己敗退臺灣。

中國不可能再回到1911年前的帝制時代。

正如李建軍所言，中國自晚清開始的文化啟蒙和社會改良，都將批判的鋒芒指向這種落後的制度模式（帝制）。梁啟超的《擬討專制政體檄》，就強烈地表達了中國現代啟蒙知識分子對它的厭惡和否定態度：“專制政體者，我輩之公敵也，大仇也！有專制則無我輩，有我輩則無專制。我不願與之共立，我寧願與之偕亡。……使我數千年曆史以膿血充塞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萬裡土地為虎狼窟穴者誰乎？專制政體也。使我數百兆人民向地獄過活者誰也？專制政體也。”

將中國的落後歸因於落後的專制政體，推翻帝制、盪滌封建、改革開放，這是當時及後來的有識之士的共識。

中國的改革開放最具偉大意義的是終結了皇權帝制的可能。中國改革是要朝著政治開明、自由富強的道路上前行；中國開放是要與世界文明對話，融入全球化大家庭。回頭路是條死路，走不通！

我們看到的一系列歷史劇，場景宏大，耗費巨資，基本都是記述“大帝”的威權與權謀。這些熱衷於歷史敘事的人，似乎缺乏基本的歷史感和批判意識。且不去評判他們的文學想象，以及誇張的手法，他們的作品對封建帝王的無限崇敬、嚮往和美化，令人不寒而慄。

中國如果真回到1911年之前，那才是真正的大難臨頭。

3 《史記》中的秦王暴政

歷史敘事應該像《史記》那樣：真實-不媚權勢！應該像史學家司馬遷那樣：勇敢-不畏權勢！

《史記》這部帶有文學色彩的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客觀、真實記載了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3000多年的歷史。《史記》的創作前後經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可見用心之精神，態度之嚴謹。它所以列“二十四史”之首，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之後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也是極為嚴謹的史書，與《史記》一起合稱“前四史”，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以《漢書》為例，又稱《前漢書》，作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漢朝東漢時期史學家班固歷時二十餘載才得以修成。

司馬遷、班固一樣的遭遇，都曾被捕入獄，逆境中完成宏大的歷史記述。

《史記》的記述比較客觀、公允地描述了秦始皇的暴行。《史記》《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裡提到“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另外在《史記秦始皇本紀》裡也說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 “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始皇“天性剛戾自用”，“少恩而虎狼心”。

《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天性剛戾自用”，“少恩而虎狼心” “罪人以族”，大行車裂鑊烹等駭人聽聞的野蠻刑罰。賈誼在《過秦論》中曾描寫了一些悲慘情景：“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

總之，秦王朝是個個人人自危的時代，幾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懼中，就連商鞅、李斯這樣助秦變法圖強的、位高權重者，都沒有逃脫被毒死、車裂或腰斬的命運。就如李建軍所言：“這無疑是一個人民的自由感最少、幸福指數最低的朝代——人們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遷徙和行動的自由，沒有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活得動輒得咎、戰戰兢兢，簡直是悲慘極了，不幸極了。”

像秦這樣一個帝制王朝、秦始皇這樣一個帝王暴君，能夠去歌功頌德嗎？

相比之下，我寧願去看《羋月傳》，畢竟劇情複雜曲折，跌宕起伏，有一份質感。

4 中國古代：一部帝國史

中國古代史就是一部帝國史，一個帝國王朝接著一個帝國王朝週期性興衰演變的歷史。

帝制、個人專制、皇權思維在中國根深蒂固。

毛澤東推崇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1941年），及後來受毛澤東委託將其擴充的《中國通史》，從先秦一直敘述到清中期嘉慶年間。他逝世後，蔡美彪先生聯合其他學者補充編寫《中國通史》第11、12卷，補齊了近代清朝覆亡章節。

這是中國史學界公認的近百年來最完整、最系統的一套中國通史，代表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整體水平。儘管其中注入了“階級鬥爭”這條線，但主軸還是封建帝制的變遷。

有關秦朝和秦始皇，儘管《通史》推崇統一中國的功績，但也記述了秦始皇建立一人之天下的集權體制，不斷強化個人專制，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還記述了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殘暴。

這種個人專制的帝制在以後的各朝各代不斷完善、不斷強化，一直延續到被辛亥革命終結。

有趣的是，哈佛編輯的《哈佛中國史》叢書，雖然從另一個角度審視中國歷史，但其主線也是“帝國”歷史。這部叢書的英文名是“帝制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不知道為何被翻譯成《哈佛中國史》，有說法是要利用“哈佛”做噱頭。我以為翻譯者在刻意迴避“帝制”定義。

這套叢書是從秦漢開始書寫中國帝制的，一直寫到大清帝國。

中國因為沒有經歷類似西方的資本主義文藝復興，儘管有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但因為陷入軍閥混戰而被打斷。之後是延綿的戰爭和蔣家王朝長期的“個人專制”，封建專制主義一直沒有清理乾淨，長時期影響著中國社會，一遇時機就會死灰復原，《大秦賦》、《英雄》之類的帝國王朝影劇不斷湧現，就是一個個象徵。

《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就十分推崇帝制，崇尚秦朝的“強勢生存”哲學。他把秦滅六國、一統天下的章節題目標為“大秦帝國·鐵血文明”（第五部）。好一個“鐵血文明”！

這個孫皓暉同時發洩對司馬遷的《史記》的不滿，斥之為“陳腐的史學定式”，說“司馬遷沒有以文明史稱量歷史人物的高端文明理念，而只有狹隘的生命至上意識。”

呵呵，在孫皓暉心目中，“生命”的價值不值一提，為了實現“偉大”的目標，可以不惜犧牲生命。

孫皓暉針對《史記·蒙恬列傳》批評統治者“固輕百姓力”的“太史公曰”，近乎譴責的口吻批評道：“當歷史需要一個民族為創建並保衛偉大的文明而做出一定犧牲時，司馬遷看到的，不是這種犧牲對民族文明的強勢生存意義，而是僅僅站在哀憐犧牲的角度，輕飄飄揮灑自己的慈悲，冷冰冰顛倒文明的功罪。…… 司馬遷這種心無民族生存大義而僅僅關注殘酷犧牲的史論，卻實在給中國人的歷史觀留下了陰暗的種子。這種蒼白的仁慈，絕不等同於以承認犧牲為基礎的人道主義情懷。”

他甚至與把司馬遷的歷史記述歸罪於“仁慈史論”，將此與漢奸賣國聯繫起來，上綱上線加以鞭撻。他說：設若我們果真如司馬遷之，將一切必要的犧牲都看作揮霍民力，都看作阿意興功，而終止一切族群自強的追求，猝遇強敵整個民族安能不陷入滅頂之災？在後來的中國歷史上，尤其是在近百年的歷史上，我們這個民族賣國漢奸輩出，其規模之大令世界瞠目，其說辭則無不是體恤生命減少犧牲等等共榮論。……戰國與秦帝國的強勢生存大仁不仁，司馬遷等去之何遠！”

看看現在一些專家在社交媒體上的類似瘋話，可想而知，推崇這種“鐵血文明”的人不在少數。中國需要一場類似五四運動時期的更大規模的“新文化運動”，大規模清理封建專制主義的東西，才能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