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將出臺對華政策審查報告 四個重點議題備受關注

1 審查川普的對華政策

拜登就職後，要求相關部門審查川普的對華政策，同時放緩了在產業鏈方面與中國脫鉤的步子。

1月21日日，當時的美國候任財長耶倫以書面形式答覆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有關其任命提名的聽證會，在談及中美貿易問題時，表示拜登政府將對前總統特朗普對華貿易政策的所有方面進行全面審查，包括中美在2020年1月簽署的貿易協定的執行。

她還表示：“拜登總統已經明確表示，在對美國工人和本土基礎設施進行重大投資之前，不會簽署任何新的自由貿易協定。國內的經濟復甦必須是我們的首要任務。”

在此期間，拜登政府對科技產業鏈進行了審查，其中包括對微信和TikTok等中國科技公司相關問題的審查。據路透社報道，TikTok出售其在美國的資產計劃已被“無限期擱置”。

2月20日，白宮表示，拜登政府對TikTok及其他中國科技公司的相關問題審查並沒有明確時間表，也沒有采取積極的新措施。

外界曾認為，拜登政府的這一做法“能給中國喘息之機”。

2 審查工作即將完成

日前有消息說，拜登政府審查川普政策的工作即將完成。

3月1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宣佈，該委員會計劃在4月中旬最終審定一套全面的中國相關議案。該份議案或結合拜登政府對華各項政策的審查結果，成為拜登政府對華戰略的基本文本。

外界（特別是中美雙方）都在高度關注4月的這份議案，並由此推測第二季度是中美重要窗口期。

此前，中方輿論判斷，拜登政府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對華戰略方針，大多數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還都在繼續執行，但都處在“審查期間”。

但通過對拜登上任以來其團隊對華政策的表述進行系統性梳理，從中可看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大致輪廓。

3 是否延續特朗普的強硬對華政策

這是大家首先關心的問題。

從拜登就職兩個多月的舉動看，他仍然在延續特朗普的強硬對華政策。要說有什麼改變，一是提法上和口氣上的變化，二是更慎重，要求先評估，再決定，所以未來的對華政策將更系統、完整，更具戰略性和更有計劃，而非零敲碎打。

拜登團隊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儘管政府中會有許多奧巴馬政府的熟面孔，但是對華政策不會回到十年前的狀態。主要是美國的畫風變了，拜登政府的態度將受到民意、輿論和保守派陣營非常嚴格的約束。

大家記憶猶新的一件事就是一個警示：剛就任的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曾拒絕明確承諾將中國電信公司華為留在國家安全黑名單上，結果不被共和黨參議院認可，差點不能通過任命，直到她改變態度。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她日前接受美國公共廣播電臺（NPR）採訪時，中國“威脅”和中國“競爭”成為關鍵詞。

在當下華盛頓的政治氛圍，任何與北京的關係都被視為絕對有害。包括共和黨議員在內的政治對手已經開始仔細審查拜登團隊的聲明，準備猛烈抨擊任何旨在推翻前總統特朗普對華懲罰措施的努力。

4 對華關稅是否會被取消

這是在備受關注的經貿方面第一個被關注的議題。

美國輿論認為短期內不會被輕易、主動取消，而將會作為拜登對華談判的籌碼。

特朗普政府已對中國約3700億美元的商品進行徵稅（不包括部分豁免商品），且被認為是對華談判的主要籌碼，拜登上臺後自然也不會輕易放棄這項重要籌碼。

進一步說，拜登可能會以此為籌碼，在中美第二階段貿易協議談判中要求中國在經濟結構上做出調整，中歐投資協定和CPTPP或是對標標準。比如，要求中國提高對外開放程度（尤其是金融業、服務業）、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建立審查機制）、補貼透明度、國有企業（非歧視性待遇與非商業性援助）、電子商務便利化（信息保護、數據自由流通）、政府採購（界定範圍等）等方面提出較高要求。

5 否會維持對華科技制裁

這是被高度關注的重點議題。

一般認為，拜登政府依舊會維持對華科技企業制裁，但會靈活實施。對於低技術含量的產品或服務可以放寬審批標準，比如適度放款中低端芯片供應-現在對中芯國際芯片供應就是這樣做的；但對於高技術產品和服務依然會特別嚴格，比如5G、6G相關產品和高端芯片甚至會更加收緊。

拜登上月簽署行政令，以保障國家安全為由，對半導體等關鍵產品供應鏈進行審查，要求擺脫對中國的依賴。

有一個佐證：3月1號美國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NSCAI）通過了一份長達700多頁的報告，這份報告的核心內容就是：建議美國對中國的芯片技術繼續升級卡脖子的力度，防止中國未來在半導體制造領域全面超過美國，最終的目的是使得中國的半導體行業整體落後美國兩代的水平。

3月13日，彭博社報道，拜登政府將對一些華為供應商施加新的5G許可證限制，將進一步收緊出口許可證的獲批條件，禁止出口用於5G設備或5G設備一起使用的產品。

殊不知，保持美國的科技領先是拜登政府的重要目標，而“領先”是一個相對概念，放慢中國在高精尖技術上的發展也是保持美國科技領先的一種方式。

6 是否與中國脫鉤

這是最大的關注點！

儘管國務卿布林肯在上任前曾認為，中美不應該脫鉤，但他上任至今沒有再重申這一說法。

儘管拜登一定會一改前任的反全球化政策，但這跟是否跟中國脫鉤是兩個頻道的事情。拜登政府正在加強與歐盟、日本等盟友合作，打造關鍵產品供應鏈“小圈子”。特別是在半導體、稀土、醫療設備等關鍵產品與盟友聯合打造供應鏈“小圈子”，一方面確保關鍵產品供應鏈安全，另一方面將中國排擠出關鍵產品供應鏈之外。

拜登政府將在科技、軍工、關鍵原材料等領域跟中國脫鉤在所難免。

儘管拜登政府至今沒有表態是否重返CPTPP，但很有可能跟中國飆勁，以重返CPTPP跟中國製造障礙。畢竟，TPP是奧巴馬政府費盡心機打造的，是排華性的-為了在亞太地區跟中國脫鉤的。

美媒近日報道，拜登政府重返很可能CPTPP，但又不僅是重返這麼簡單。它會故意推高國際准入門檻，包括國際貿易、勞工環境、知識產權、國有企業等領域的較高的要求，而這些要求中國短期內或將難以實現。由此將中國排擠出國際市場，從國際規則方面制約中國發展。

當然，更多人認為，中美經濟很難脫鈎，特朗普時期中美關係惡化，貿易戰持續數年，兩國都沒有脫鈎，現在也不會脫鈎。

至於近來H&M、Nike等西方大公司禁用新疆棉製品-會否引發國際企業抱團抵制，而中國內地發抵制這些公司-是否會演變成“抵制外國貨”的民族主義浪潮，美媒認為這個可能性不大。因為國際企業市場很多都在中國，企業更多還是要講求利潤，如此做法對他自身並沒有好處。

7 拉攏盟友重建美國領導地位

3月3日，美國發布了《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方針》（簡稱“方針“），將中國視為本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指出中國是“唯一有能力將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力量結合起來，對穩定和開放的國際體系提出持續挑戰的競爭對手”。

無獨有偶，恰好在這一天，美國務卿布林肯也作出同樣的表述，並指出中國是“21世紀最大地緣政治考驗”。他聲稱，美對華政策將秉持“該競爭時競爭，能合作的時候合作，必須對抗時就對抗”的原則，而無論在哪種情況下，美國都必須站在“優勢地位”來“管控”兩國關係。

從民主黨去年3月公佈的外交政策綱領，到一年後新出爐的《方針》和布林肯的政策宣示，拜登政府的態度很明確：中國是美國的頭號競爭對手，強硬遏制中國的總體戰略不會改變。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批評特朗普“單邊對抗”、“極限施壓”的策略是失敗的，提出要拉攏盟友，重建美國領導地位，並發展競合併存的中美關係。

拜登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蘇利文提出“內政即外交，外交即內政”，聲稱外交政策是解決美國內部威脅的關鍵，而拜登政府國家安全策略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彌補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造成的破壞，修復與盟友的關係。

顯然，拜登在迴歸傳統，拉幫結派。他還提出要在年內召開“全球民主峰會”，邀請全球“自由世界國家和公民社會組織”建立統一戰線，應對“正在擴大全球影響力”的中國。

8 競爭中加入了“價值觀因素”

拜登團隊最近表示，跟中國之間會有非常激烈的競爭（extreme competition）。之所以這樣表述，主要是拜登政府在中美競爭中加入了“價值觀因素”，將經濟和科技競爭政治化了。

這是跟特朗普最大的不同。

拜登政府更重視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領域的競爭，正竭力將中國塑造為美國乃至整個“民主世界”的頭號敵人，目的是讓美國順理成章地重新扛起“民主聯盟”盟主大旗，對中國展開圍剿。

所以，在經貿、科技等領域“圍剿”中國的同時，拜登政府歸民主黨傳統，打出人權牌和意識形態牌，在涉疆涉港涉臺等議題上聯合盟友牽制中國。

在國務卿布林肯周遊歐亞大陸拉幫結派之際，美國貿易代表也抓緊與歐亞盟友對話 討論中國貿易行為和人權等問題。3月23日，布林肯在北約發表演說，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則與日本、法國、墨西哥和韓國官員討論了彼此間的貿易關係，專門提到了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和人權問題的擔憂。

戴琪此前與英國國際貿易大臣特拉斯討論美英雙邊貿易關係，雙方同意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進行合作，其中就包括如何應對中國的不公平貿易做法。

戴琪被參議院確認前，美貿易代表辦公室向國會遞交了《拜登總統2021貿易議程與2020年度致國會報告》，其中提到將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應對美國所說的北京不公平的貿易做法。其中諸多地方涉及價值觀內容。

目前正在發酵的西方公司禁用新疆棉製品的事件，就是經濟議題政治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9 競爭不意味著排除合作

當然，競爭不意味著排除合作，這也是拜登跟特朗普的不同。

一些專家分析指，美國未來數年仍將面臨嚴峻經濟困境，拜登政府客觀上有必要與中國緩和關係、加強合作。

拜登團隊在不同場合表示，美國將在氣候變化、全球衛生安全、軍控、核不擴散等議題上，與北京展開“務實外交”。美國各界專家均認為，在這些議題上，中美兩國有合作的空間和必要。

新出爐的《方針》也提出，與中國競爭並不意味著雙方無法合作。

從現有資料來看，拜登傾向於採取“選擇性競爭”的做法，在軍事、意識形態領域挑動對立，在經濟、高科技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在以上領域則展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