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公的擔憂與美國的六大戰略誤判

美國精英層已經把中國視為勢不兩立的敵人，正在想盡一切辦法，在中國還沒有真正強大起來以前，讓中國重新迴歸“閉關鎖國”狀態，以阻止中國對已經陷入困境的美國的挑戰。

人們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並沒有侵略其他任何國家，也沒有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一再表示不稱霸和無意挑戰美國領導權，中國在南海、釣魚島、臺灣、香港、新疆所做的一切，都是維護自己的主權，為何美國要這樣全面圍剿中國？

問題出在美國的戰略誤判上！

而當年鄧小平設計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就是爭取美國支持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盡力避免美國及西方的對中國的戰略誤判。

在鄧公的戰略佈局中，首要的任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設，任何時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動搖這一中心任務，除非出現戰爭。

所以，他需要中國改革開放，需要為中國爭取一個和平環境，避免與美國交惡，避免與西方衝突。

中國改革開放就當時的情況看，就是對西方開放，首先是對美國開放，而只有跟美國及整個西方改善關係，才有可能實現和平建設的環境。

鄧公認為，美國可以用先進的東西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富起來。

在鄧公眼裡，對美關係是中國優先考慮的外交關係。鄧小平多次強調，對待中美關係決不能像玩牌那樣換來換去，而要從戰略的角度、政治的角度考慮問題。

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崛起，引起了美國對其世界霸權地位受到挑戰的擔憂，而且疑慮一個強大的中國可能對美國構成威脅。

美國的第一個戰略誤判：中國崛起威脅到美國領導地位

鄧公的目標就是國家強大、人民富裕。但他清醒的認識到，中國的崛起將會引起美國的擔憂。

為此，他希望中國低調完成現代化發展目標。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崛起並非導致美國戰略誤判的最主要原因。

14億中國人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權利，沒有人有正當理由反對中國經濟與國力的發展。中國的崛起可能會引起美國的潛意識不安，尤其是那些極端反華的保守派，但不可能是整個美國一致把中國視為“對手”的正當理由。

有個因素引起美國的緊張：高漲的“厲害國”民粹主義。

近些年來，國內民族主義思潮不斷膨脹，從若干年前“持劍經商”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不高興》，到“厲害了我的國”，可以看到這一思潮逐漸膨脹的軌跡。

特別是一些媒體和磚家不恰當地渲染，“中國將在不久將來取代美國”，“美國與中國必有一戰” ，甚至重回“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帝語境。

這些高調派的言論，在社會上擁有為數眾多的支持者。實事求是的講，民眾在信息獲取和國際政治知識方面是弱勢群體，很容易被煽情；這反過來又成為一些公知自信的資本，通過不斷拔高的調子，圈粉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於是，比誰更強硬、更聳人聽聞的話語層出不窮，高調派在輿論傳播上佔據了優勢地位。

這些“厲害國”和反美情緒交雜在一起，交相呼應，相互強化，讓美國人很不爽，由此產生了嚴重警惕。

這與鄧公要求的低調背道而馳。

鄧公大概警覺到會出現這種現象，曾告誡道：不隨便批評別人，指責別人，過頭的話不要講，過頭的事不要做。在外交活動中，要趨利避害，不為自己樹立對立面。要埋頭實幹，發展自己，而且越發展越要謙虛。

第二個戰略誤判：中國有所作為被誤讀為把它趕出亞太

儘管鄧公希望中國有所作為，但反對強勢行動，特別是對周邊國家的主權爭議，他主張暫時擱置爭議，共同開發。

鄧公認為，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擺在那裡，自然是世界一級，搶不走的

為了打破美國對中國發展的疑慮，鄧公一直堅持“不稱霸、不當頭、不結盟”。而且把“決不出頭”作為一項外交方針，一個根本國策，而不僅僅是一個策略。

鄧公反覆講，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這個頭我們當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夠。當了絕無好處，許多主動都失掉了。“

但是“不當頭”，並不意味著什麼都不幹，特別是涉及到中國主權和領土安全，中國不能置之不理。

當中國在釣魚島和南海維權，特別是建立東海識別區和在南海島嶼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在中印邊境衝突中寸步不讓，堅決維護香港、新疆、西藏社會穩定，堅決反對“臺獨”、“港獨”、“疆獨”時，美國及西方國家卻認為中國放棄了“韜光養晦”，實施強勢外交，甚至用“戰狼外交”一詞定義。

在美國的霸權政治認知中，中國近些年來一系列維護主權的行動，被理解為對外擴張的行動，從而認定中國在亞太地區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構成了威脅。

美國甚至認為中國要把美國趕出亞太！

第三個戰略誤判：中國科技強國挑戰了美國優勢地位

在美國的意識裡，中國應該遵循既有的產業鏈分工，本分的守在中低端製造領域。它能夠默認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工廠，而不能容忍中國成為科技強國，取代美國的科技優勢地位。

所以，當中國公佈了中國製造2025計劃，美國突然警覺起來，意識到中國要與其爭奪科技主導權。特別是當華為在5G技術領先世界時，美國產生了焦慮，恐懼將喪失未來科技的主導權，於是開始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科技圍剿。

鄧公一直認為發達國家對中國始終是有戒心的，隨著中國的發展壯大，國際上有人會對中國有敵視和恐懼心理。他的態度是，朋友還要交，但心中要有數。

但奈何美國的誤解很深，併產生了“敵視和恐懼心理”，認定只有中國有實力挑戰它，就把中國視為最主要競爭對手，而加以遏制。

如果說需要反省，可能中國輿論的調子高了點，讓美國感到了中國的“雄心”與“野心”，害怕了。如果中國低調處理，只做不說，就不會過早暴露戰略意圖，也許美國不會這麼快就衝著中國而來，儘管衝突是遲早的事。

第四個戰略誤判：“一帶一路”在地緣政治上構成挑戰

中國在2013年宣佈了雄心勃勃的“一帶一路”計劃，基礎設施項目涉及亞洲、歐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126個國家和29個國際組織。

這個計劃太過宏偉，幾乎囊括了整個世界。這引起美國警覺和不安，認為這是新版“馬歇爾計劃”，中國要當世界領袖，在地緣政治上挑戰美國。尤其是中國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吸引了包括英國在內的歐亞國家的歡迎，被美國認為中國要顛覆二戰後的國際秩序。

儘管中國政府遵循鄧公要求，反覆重申中國永遠不稱霸，也永遠不當頭，但奈何“一帶一路”影響太大，攪動了整個世界，想不引起美國注意都不行。實際上，在此之前，美國一直提及中國“珍珠鏈計劃”，但因為中國一直否認，且沒有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上，也沒有宣傳，始終只停留在猜忌上。

當中國高分貝推出“一帶一路”戰略後，美國立即認為這是要跟它分庭抗禮，挑戰其領導地位。

為了抵消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美國在2017年底開始推行“自由開放印太戰略”。

第五個戰略誤判：中國跟美國的敵人發展關係被認為是對著幹

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干涉他國內政，按照和平共處的原則跟一切國家發展正常外交關係。

但這可能就動了美國的奶酪。

美國視俄羅斯、伊朗、朝鮮、古巴、委內瑞拉這些是敵人，對它們實施制裁。但中國卻不管這些，照樣跟他們發展關係。

這就犯了忌諱！

比如，克里米亞事件以後，美國製裁俄羅斯，中國卻在經濟上大力支持它，特別是以2700億美元的大單採購俄石油，這被美國理解為“邪惡軸心”的出現；

美國製裁朝鮮，而中國以人道主義精神向朝鮮提供必要的物資，也被認為是與其對著幹；

川普要讓伊朗石油銷售歸零，中國卻照常跟伊朗進行商務來往，犯了川普政府的禁忌，於是搞出一個“孟晚舟案”；

中國還與美國所敵視的古巴、委內瑞拉、津巴布韋等國合作，也被視為跟美國作對；

甚至南美洲的薩爾瓦多與臺灣斷交，並在這個被美國視為後院的國家租借了被誤認為可以用於軍事目的的港口-美國由此作出了過度反應，居然撤回了美國大使。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這些事情迭加在一起，讓美國人誤以為，中國有意聯合反美力量挑戰美國。

第六個戰略誤判：以“紅色帝國”的姿態挑戰西方秩序

當年，鄧公清醒的看到橫亙在中美之間的最大障礙是政治制度和價值觀的對立。

所以，鄧公堅持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他反覆強調，堅持同所有國家都來往，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他們從容地發展關係，不搞意識形態的爭論。

這一外交方針獲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歡迎，從而打開了很多外交僵局，也跟美國及整個西方國家改善了關係。

為了儘可能地避免美國以目前敵對方式來判斷中國，鄧公主張在國內不爭論“姓社”與“姓資”問題，以避免激起美國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化的政治解讀。當然，這不是要放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要爭取儘可能長的戰略機遇期，集中力量奠定國家強大的物質基礎。

但是，畢竟中美在意識形態上根本對立，畢竟中國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所以當中共近些年提出“不忘初心”-“不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不忘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在黨內強調共產主義信仰，但仍然被美國方面望文生義地誤解為中共要退回到過去的革命鬥爭道路上去。

加上在民營企業以及一些外資企業建立中共黨組織，也被誤解為恢復“黨的一元化領導”。

美國由此對中國式發展模式產生嚴重疑慮，加上極端反華勢力渲染中國“紅色”威脅，妖魔化為“紅色帝國”，從而認定中國不會接受美式民主政治，與中國接觸政策失敗。

凡此種種，美國認為中國不但在強勢崛起，而且是以現代科技武裝起來的雄厚實力、以“紅色帝國”的姿態向外擴張，以破壞國際現行秩序的方式強勢崛起，與以美國為首的世界文明秩序相抗衡。

以去年7月23日蓬佩奧的反華反共演講為標誌，美國政府公開舉起反華反共旗幟，明確地把中共看作是繼蘇俄之後的美國意識形態上的“頭號敵人”。

蓬佩奧更明確地提出：“共產主義中國已經在我們國境之內，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主義中國，共產主義中國就會改變我們”。

這也表明，美國保守決策精英層，從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正確”立場，對中國的“紅色帝國”的錯誤定位已經成型。

美國重回麥卡錫主義！

美國對中國的猜忌由來已久，誤解已經很深，特別是近年來在一些右翼政客和媒體渲染下，這種猜忌和誤解已經在美國民眾中變得十分廣泛而深入，逐漸變成主流社會共識，造成美國民意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居高不下。

美國現在有一個奇特現象：兩黨鬥得你死我活，社會嚴重撕裂，但在應對中國挑戰的這一認知上，卻保持高度一致。

眾所周知，歷史上許多戰爭衝突，往往就是在這種戰略誤判與利益爭端的惡性互動中不經意地發生的。

當然，中國不會由於美國的戰略誤判而放棄自己的政治制度和道路選擇，也會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