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是要回到被實踐證明失敗了的平均主義“貧窮”

現在都在談論“共同富裕”和“三次分配”，高度關注橄欖型社會，各種解讀鋪天蓋地。

但是，縱觀目前充斥在社交媒體上的各種闡述、解讀，發現不少跑偏了題，諸如“限富”，“均貧富”、“殺富濟貧”的字眼大量出現。

代表性的如智谷趨勢文章《高層講話傳遞重大信號，中國正在發生戰略轉向，決不允許窮者愈窮富者愈富》說，前30年，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後富）。現在開始，我們邁入了均貧富的階段了。

還有一篇10萬+的文章使用了“不患寡而患不均”概念。

什麼是“均貧富”？

均貧富的同義詞就是平均主義，另一重意思叫做“殺富濟貧”！

陳勝吳廣、黃巾軍、黃巢、方臘……太平天國的眾多農民起義，儘管旗幟、口號不盡相同，但總體上就是“均貧富”和“殺富濟貧”。

殊不知，“不患寡而患不均”正是中國幾千年平均主義思潮和運動的思想根源。

儘管每次大規模弄農民起義都導致了改朝換代，也促使統治階級注意節制財閥和休養生息，但不可否認，這些運動同時也意味著浩劫，每次都對社會產生巨大的破壞性。

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曾實踐過平均主義的大鍋飯。

記得，我是16歲進廠，是一個部屬企業，按照現在的說法是央企。當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穿上工作服，昂首挺胸，很神氣。

但三年學徒工，第一年18元，第二年24元，第三年滿師32元。

一月18元肯定是緊巴巴的。好在我是電焊工，有毒工種，按照當時勞保制度，每月有6元營養津貼，只發營養券，可以吃到“特供”（不要票證）的肉蛋。

我那時很慶幸自己被分到“有毒工種”，讓生活過得去。

第四年才正式定為二級工，工資定為37.44元（上海工資標準特有的現象），再後來普調一級為45元。我那個工廠是上海內遷廠，按照上海8類地區級別的工資標準，同級別工資比當地4類地區高出差不多10元。按當時的水平，算得上中產吧。

這個工資在當時的8類地區是普遍的，在4類地區的相同級別大概只有35元左右。

我換算一下，就按照改革開放至今，物價上升100倍（不知道有沒有），我那時月工資45元相當於現在4500元吧，4類地區則相當於月工資3500元。

那個時候，國家最高工資400-500元，中央領導、頂級科學家、藝術家大概就這個水平。

但還有更低的，當時服務行業職工，月工資一般20元至25元。街道集體所有制企業就更低了。

農村就更不用說了。記得我哥姐下放農村，是個中等收入水平的縣、公社、大隊，住土坯砌成的房子，茅廁跟豬圈在一起，晚上點煤油燈；分配採取工分制，最高勞力每天10分，知青7至8分，女工更低。

10個工分折算現金不到1角錢，即使按照1角計算，365天忙下來只有36.5元。每年秋收分糧吃不到下個秋收，青黃不接時，每天只能吃兩餐，還要吃稀的。

可憐的是，青黃不接時都是春夏農忙季節，吃不飽是最大問題。知情們全靠家裡貼補。

當時比較富裕的地區是產棉區，但10個工分也只有2角多。

當時8億人口，6億是農民。

那個年代，搞的是計劃經濟，不允許農民搞副業，也沒有自由市場，致富無門。

很多人沉湎在那個年代的平均主義，卻不去講那個年代的貧窮。是的，那個年代，大家收入差距是不大，但的的確確貧窮。

但誰希望貧窮？中國人曾經被窮怕了！

所以，均貧富的結果，搞平均主義的結果就是貧窮。

因為沒有市場，沒有競爭，沒有致富的機會和途徑，甚至長期的平均主義搞得大家泯滅了致富的慾望。

現在看來，平均主義只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理想化狀態，是空想社會主義，近30年實踐的結果是一個貧窮社會。

所以，鄧公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他還說：平均主義害處太大了，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

所以，改革開放從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開始。這才有了今天的一切。

一個時期以來，因為貧富太過懸殊，導致龐大的低收入人群的不滿甚至情緒發洩，這是可以理解的。

解決“窮者愈窮富者愈富”沒有錯，公平分配更沒有錯，但只能是在發展經濟、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切好蛋糕，而不是平均分配蛋糕，換言之，不是、也不能把應該分配給能人的大塊蛋糕均分給大夥。

我們的社會需要法制化的公平分配機制，而不是一場情緒化的“均貧富”運動，更不是殺富濟貧的另一場“革命”。

現在共產黨領導，實現了社會主義，難道還需要再來一次革命？

我們吃過平均主義的苦頭，難道要倒退回去？

為了解決貧富懸殊，為了實現公平分配，中共提出三次分配，強調共同富裕。我們要全面準確解讀中央決定。

中共中央提出三次分配的幾個關鍵詞十分重要：

三次分配協調配套

基礎性制度安排

規範不合理收入

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這裡處處體現著法制精神，即通過“基礎性制度安排”、“規範”和“合理調節”，實現公平分配。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三次分配的重點不是“第三次分配”，而是“協調配套”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更多的屬於道德層面，是“公益慈善”的制度性安排，是否參與慈善也是自願而非強迫，即通過制度性安排鼓勵富人和企業家回饋社會，包括扶貧。

歐美國家的慈善產業主要是通過立法減免稅收的方式鼓勵。因為可以減免稅收，就意味著捐贈有利可圖，或減輕稅負。

舉個例子，如果某企業盈利100萬美元，他捐贈出這100萬美元，這捐贈的100萬美元可以免稅，那麼該企業零稅負，沒有任何損失。

而且，歐美國家企業家的捐贈基本是通過建立慈善基金的方式進行，雖然慈善基金的運作有完善的法律規範，但也是由其本人掌控。

在這種制度安排下，富人自然願意參與慈善事業。

所以在中國建立完善的慈善制度尤為重要，要建立慈善法，規範慈善活動和慈善資金、物資的投入和使用，而非像目前依靠行政力量進行。

再者，西方國家即使有了十分完善的制度性安排，也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所以，對第三次分配不要過度解讀，也不能拔高到通向“共同富裕”之路。

我理解，中央是要通過制度化安排，將三次分配納入法制化軌道；通過規範不合理收入，整頓收入分配秩序，減少或限制（但不可能杜絕）“一夜暴富”現象；

通過鼓勵性制度安排，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社會，由此合理調節過高收入。

更重要的是，中央強調“共同富裕”是根據社會主義公平原則和制度性安排，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就是說要形成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讓中產階級成為社會的主流和支柱。

為了這一目標，首要的是通過制度化安排，實施政策傾斜，包括教育、培訓、醫療、稅收政策和鼓勵勞動、技術和投資致富，把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8億人口、其中重點是月收入1000元的低收入人口提升到中產階級位置。

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仍然是以承認收入差別為前提。所以，我贊成這樣的觀點：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礎上的差別富裕，不是同等富裕、同步富裕。

既然要搞市場經濟，就有競爭，由於人的能力包括智力、體力上的差距，所獲收入也必然存在差距。這也是馬克思寫《哥達綱領批判》這部鉅作的原因，他在該著作中首次提出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我們把它現實化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這也是中國執政黨在40年前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概念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現實緣由。

而且，只要搞市場經濟，在重視按勞分配的基礎上，也要重視資本在創造價值中的作用，這也是資本參與分配的理由。

而資本的參與必然會產生貧富差距，處理不當-缺乏公平分配的制度化安排，也會出現貧富懸殊現象。

中國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的指標甚至高於美國。中國有1058名億萬富翁，但同時卻有6.1億人月收入不足一千。

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調節貧富懸殊時把資本踢出市場！

對資本只能節制，而非打擊，更不能剝奪、取締！

節制資本、解決貧富懸殊，只能依靠制度化的公平分配，調節規範不合理收入和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來實現。

其中主要依靠稅收的調節作用，而非行政措施，更不能依靠群眾運動達到目的。

如何節制資本，下一篇文章專述。